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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仍需投资拉动不能靠消费

发布时间:2021-01-21 14:47:04 阅读: 来源:古典家具厂家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仍需投资拉动 不能靠消费

我不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费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经济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中国经济  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中国证券报:你一直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持乐观看法,但从数据看,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同比增速连续7个季度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7.4%,第四季度回升至7.9%,但今年第一季度又下滑0.2个百分点。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而且处于相对低的增长水平,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形。但当前中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的,不是结构性的,可通过投资来解决。在投资带动下,中国工资水平将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自然会增长。“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但是,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许多人的误解在于断章取义,割掉了“潜力”二字。  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要把二者的辩证关系理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潜力非常大。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相当大,所以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上还有不少后发优势。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速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借鉴或采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劣势转变为优势。  对比亚洲多个经济体,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我认为,从以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看,中国仍有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消费不能作为  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中国证券报:在很多人眼里,“投资”现在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代名词,经常与粗放增长和环境污染相挂钩。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被认为应该是调控新的着眼点。消费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林毅夫: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外认为中国投资太多、消费不足,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此,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应靠消费拉动而不应靠投资拉动。但研究问题要从问题本质来看。  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就不能实现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不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中国产业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也有不少基础设施仍待改善。如果废弃了投资,如何提高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来降低阻碍经济增长的高交易费用?  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自然就不会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劳动生产率水平没有提高,但还要经济继续增长、消费继续增加,就只能靠借款。如果下一年还是如此,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但借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世界上所有的危机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全球借债。  我不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费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过分强调消费,就是没有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特性。发达国家现在以消费为主,他们70%以上是消费,我们50%以上是投资,就不对,能这样比吗?如果接受国外那些理论,让中国必须以消费为主,这是公然要求中国陷入危机。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多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更没有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按比较优势进行过多投资而发生危机的国家。  投资依靠技术创新  和基础设施建设驱动  中国证券报:投资本身“无罪”,我们要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在你看来,如何现转变投资方式,提升投资质量?  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  中国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和机场等,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这些投资将产生很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软件方面,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一定有制度的扭曲。随着经济发展,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改革的原因。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确实可提高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把这些因素都放进来,中国在未来20年还有维持8%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能否变成现实,取决于能否继续改革。  中国证券报:据悉,管理层近期警告地方隐性债务问题突出,甚至不排除出现局部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在地方债务水平较高、社会融资规模很大的情况下,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怎么筹集?货币政策怎样引导和支持投资的健康发展?  林毅夫: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当年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如果算上这一块,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我认为,目前的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比较能掌控资金流向,货币政策却很难掌控。  目前的金融管理存在一些问题,有改进空间。举个例子,如果有个项目总投资为1亿元,银行同意支持这个项目,就把1亿元都拨到项目账户里去,项目投资者开始付利息。但是,这个项目可能需4年完成,在第一年只需借2500万元,可现在就必须付4年的利息,实际上对2500万元付的是1亿元的利息。在这一批资金上面,实际付的利率是名义利率的4倍,这是多高的利息?在这种状况下,贷款躺在银行,很容易鼓励贷款人去做投机。这就造成贷款创造储蓄,1亿元用不完的部分就变成储蓄,储蓄增加了变成贷款,贷款又变成储蓄,储蓄又变成贷款,这才会造成我们现在的M2是GDP规模的将近2倍。  从实际数据看,从2007年到2011年,GDP增加20万亿元,储蓄增加40万亿元,贷款增加30万亿元,在这种状况下就要好好思考,为什么实体经济增加20万亿元,储蓄却能增加40万亿元?这就是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再不断创造存款的结果。在这样的模式下,金融机构当然感觉“不错”,赚了很多利息,但不要忘记,也埋下不少风险。  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如果要有新一轮的积极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在货币政策方面坚持稳健基调是对的。不仅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应改善银行资金管理方式。对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既然贷款是要分4年用的,对未来3年的贷款,银行目前顶多收承诺费即可,不应收利息,这样,银行第一年贷出去的只有2500万元,资金都用光了就不会变成存款。  像这样一些问题是能改进的,但是改进方式不是只从国外理论上看怎么办,而是看中国实际状况是怎么样。不能依靠国外某个时代的理论,就认为解决了问题。  避免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  中国证券报:城镇化无疑将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如何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重走大干快上、房地产化的老路?  林毅夫: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从资源型产业转到制造业,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因此,劳动力会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是相对集中的规模经济,所以劳动力必然从农村转到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讲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很大的规模特性,如果城镇化不发展的话,那些规模特性就无法发挥出来。  如果人为拔高城镇化而产业不发展的话,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会出现大量失业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反过来,如果人为抑制城镇化的话,规模经济发展不起来,也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必然的,它是我们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国家必然需要的一个结果和一个条件。所以,未来城镇化发展需把政策设计好再来实施。我觉得,这次城镇化会议的推迟,就是为更好地设计政策,避免政策失误造成过度的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房地产的城镇化,却没有产业支撑。

易宪容: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巨大危机及严重衰退风险  建设农民市民化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更多应通过市场方式来推行,而不能建立在政府的计划经济思维上。政府要做的,不是制定城镇化规划方案,而是先确立一系列关于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法律与制度,并着手对现有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作重大改革,为以市场方式来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扫清障碍。  据悉,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或将在近日举行,究竟会拿出怎样的实施方案,万众瞩目。城镇化作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动力和未来居民扩大内需的增长点,无论是在十八大报告中还是“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详细阐述,但目前还没有市场翘首以盼的如何把这精神转化成操作的具体政策。据笔者判断,最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争论。  迄今,对于城镇化建设,李克强总理的表述是最为简单明确的: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就是农民市民化;实质就是缩小城乡之间、沿海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共同经济繁荣与共同富裕之路。现在最为关键的是,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  回顾近三百年的世界近现代史,城市化之所以能够推动欧美国家的经济繁荣及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能够加快人、物、信息、资本、思想等要素的流动,集约化使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节约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提升经济效率,增加人类经济生活的福祉。不过,城市化的这些经济性却有多种实现方式,方式不同,结果当然也就很不一样。  比如中国,从住房制度改革起,城市化进程就已经开始了。而随着近十多年来住房市场的高速发展,城市楼价快速飙升,中国城市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扩张期。就以北京为例。1993年,北京三环路才刚修成,那时四环路之外还算是城外,当时人口为1000多万,但是如今北京已建成六环路了,全市人口更已增至2000万以上。近十年来北京城市规模扩张了数十倍,而这种扩张更多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进行的。  北京是如此,全国许多地方也是如此。  可以说,随着十几年来国内各城市数十倍的扩张,中国的GDP快速增长,一部分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有所改善了,城市化率也提高了。但城市化中最为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也只是统计意义的上升,而非实质意义的改善: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户籍率相差17%。事实上,前十多年的城市化,更多是把农民排斥在城市之外的城市化,是城市的房地产化。这种城市化无疑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新一届政府现在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与前十年的城市化是大不同的,而不同的城镇化,表现为经济增长路径上的巨大差距。因为,农民进城或市民化,不是有了一个规划或政策就可解决问题的,而是意味着要对现有的土地、户籍、城市养老保险、医疗卫生、教育等制度实行重大改革,经济增长路径要有重大调整。  目前,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还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理解还有不小距离,尤其在诸如土地、户籍、社会、医疗卫生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措施的设计上。各地方政府部门所理解的城镇化,是先有城镇化发展大纲,然后依据这个大纲来推进城镇化。试想,如果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仍然还以政府计划的方式来推行,又岂能走出新路?  正因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市场经济演进的结果,而由政府部门设计而成,所以各地方政府总把城镇化视为加大投资力度的机会,视为现有城市快速扩张的“造城运动”,并想方设法通过这种城镇化来刺激当地GDP快速增长。据悉,浙江、广东、山西、四川、贵州、江西、广西、陝西八省近期列出的投资计划总额超过20万亿。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及农业部等部门的主管官员,近期也纷纷接到一些地方政府邀请调研项目,希望获得更多土地进而进行更快的城市扩张。还有,最近中部四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及安徽争取成为城镇化试点,上述四省已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请求》,目标就是“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更严重的是,不仅一些地方政府把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看成快速扩张城市及增强地方投资力度的机遇,而且不少研究人员也把城镇化看成城市投资快速增长及住房巨大潜在需求增加。比如有人就在估算,未来农民进城可增加城市固定投资40万亿;也有人估计由于中国大城市早已经人口饱和,中国的城镇化更应该让农民聚集靠近农村的小城镇。在这些错误的发展思路下的城镇化,只会重走前十年“房地产化”的老路,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大调整,这种房地产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所隐含的所有问题与风险都会暴露出来,中国经济就很可能面对巨大危机及严重衰退的风险。  可见,当前对城镇化发展方向的争议,其实也是未来经济发展路向之争,所以万万不可小视。再清楚不过,要使中国新型城镇化摆脱过往的路径依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非得尽快从理论上正本清源不可。  为此,笔者认为,当下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是在确立新型城镇化宗旨及核心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城镇化发展的观念与经济政策。先要牢固地树立起一种新理念,健康发展的城镇化,更多是通过市场方式来推行,而不是建立在政府的计划经济思维上的。政府要做的,不是以计划思维的方式先制定城镇化的规划方案,而是先确立一系列关于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法律与制度,并着手对现有的许多不合理的法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为以市场方式来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扫清障碍。完成了这一步,建设农民市民化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才有了制度条件。(上海证券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经济刺激政策淡出 寻找新动力  企业主动性诉求或是未来重要的动力来源  国家发改委官员日前向媒体表示,不要再指望会有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  一直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阶段。然而,宏观层面的经济刺激政策就像是一剂中药,带着三分毒性。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产生了积极作用,有效地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长,但是实质上效率并未随经济增长数字同步上升,因此在所有“后遗症”中,通胀的威胁最为明显,虽然国家主要投资基础建设领域,但还是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投资效益低,尤其像钢铁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却依然不断扩张,经济的增长步伐放缓与产能过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自2008年我国为抵抗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而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以来,“4万亿”的投资效果逐步显现。然而,早在计划诞生之初就有观点认为,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GDP增长只能实现短期增长并且引发通货膨胀,现在,由4万亿带来的贷款增加、流动性增加的问题也已日益凸显。如何摆脱经济下滑但同时又不牺牲结构性调整已甚为紧迫。  在传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时,中国的宏观政策操作空间已经收窄。随着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已很难再指望新的经济刺激政策。面对持续低迷的实体经济,没了“4万亿”,什么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有观点认为,启动中国居民巨大的消费能力,才是经济复苏的关键。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看来,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的主动性诉求,是最核心的动力来源。  “我们现在是政策依赖型经济。”罗仲伟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不光是国有经济,民营企业也是跟着政策走。政策怎么指挥,人们就怎么做。这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色。对发展来说,特别是后发的地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过去30多年的发展经验,也是通过政策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家来竞争投资和产业,最后使各地经济得到发展。这是我们发展快的原因。  “但同时也是造成现在经济的怪现象的原因。”罗仲伟说。  罗仲伟表示,现在我们需要很好地反思政策的作用。“经济政策是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既有普适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有差异性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差异性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判断和导向,但长期这样做,就变成了政策依赖。政策是怎样导向我就怎么走,企业自身的主动性没有了。”在他看来,如果企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和要求去做,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没有了自身的发展动力。  “现在强调企业主体,企业必须有自身的发展诉求。”罗仲伟表示,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实体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鼓励创新,鼓励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这都需要时间来积累和沉淀,但没人去做。因为政策都是短期的,变化太快,政策的短期化又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投机化,功利化。像产能过剩,为什么明明知道市场已经供大于求了,大家还是要生产?为什么市场信号不能调整企业行为?就是政府的政策在发挥影响,地方政府在博弈。”  罗仲伟强调,随着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经济一定要进行转型升级,而且必须将这种行为变成企业本身的行动,要从整个宏观层面给企业动力,不能再靠政策刺激,而是要给予企业一个很好的预期。(中国产经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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